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

中国网：李院长，您好！欢迎做客中国网《中国访谈》。

李向阳：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

中国网：不知不觉中，“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提出10周年了，在过去的10年里，您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主要取得了哪些成果？哪些领域的成果比较突出呢？

李向阳：“一带一路”在过去10年取得的成果可以说举世瞩目。对中国而言，“一带一路”可能带来的最大的影响就是提高了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水平。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前40年期间，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主要是东南沿海地区，广大的中西部内陆地区受地理的限制，它们的开放水平一直是比较低的，而这种开放的制约反过来又是导致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慢的很重要的原因。而“一带一路”实施以后，广大的中西部内陆地区有了新的对外开放的这种渠道。在过去10年内，大家看到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欧班列，中欧班列对于中部西部省份的进出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对国际社会来说，“一带一路”最大的影响就是它已经成为一个广受欢迎的国际合作平台和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一个新型的国际公共产品。一个简单的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就是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52个国家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有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类似的合作文件。这表明“一带一路”在国际社会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欢迎。

要说在过去10年内哪一项更引人注目的话，就我个人来说，就是基础设施相关的互联互通。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领域，长期以来在基础设施领域，这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瓶颈。为什么一直会成为一个瓶颈呢？因为基础设施领域投资规模大，投资见效慢，所以私人资本一般就不愿意往这个领域投资，包括国际私人资本也是这样，所以在这个领域就出现了巨大的资金的供求缺口。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不发达国家来说，它们的经济要实现可持续的增长或经济起飞的话，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这非常类似于中国西部开发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但是国际上和一国之内不一样。一国之内有中央政府，就是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转移的方式来解决中西部的基础设施落后问题；国际上不存在这个情况，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学上的市场失灵现象。解决市场失灵只能靠政府干预，而国际社会没有一个世界政府。“一带一路”在这方面从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入手，实际上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一项重大的创新，它解决了长期困扰全球经济一个市场失灵问题，也有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

中国网：“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受到世界上这么多国家的欢迎，是因为它立足于发展，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我们是提供了一个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您怎么看待这种新的导向？

李向阳：谈到发展，“一带一路”有一个基本的属性，叫做“发展导向”。提到发展导向，在逻辑上它有一个对应的词，它这个对应的词叫做“规则导向”。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无论是多边的贸易投资机制还是区域的，它们都属于规则导向。什么叫做规则导向？就是先定规则后做事。比如说，一个自贸区协定从谈判到实施，首先得确定哪些国家有资格参与，参与进去以后成员国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还需要确定如果成员国发生纠纷，那么这种争端解决机制应该是什么，甚至有些组织还要确定成员国要退出怎么办，就像英国退欧的时候欧盟就有类似这样的协议。只有把这些规则全都定下来了以后，才能在下一步谈推进经济合作。而“一带一路”的这种发展导向跟它是不一样的，它是先谈合作，后谈规则，这就是我们说的发展导向。因此，在过去的10年中，“一带一路”似乎没有规则，因为它是先从合作这种需要开始的，那么随着合作的深化，对规则和秩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你会发现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规则导向有一个优势，就是先定规则，对于后续的合作能够更具有稳定性。而发展导向就是先谈合作，后谈规则和秩序，那么它体现了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开放性。因为如果先定规则的话，有些国家无法达到那个规则的要求，规则客观上就成为一个进入的门槛，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就被排除在国际经济合作之外，而“一带一路”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创造了一个机遇，从这个意义上它也是一个新的合作平台和新的公共产品。

中国网：可以说我们设计了一个“零门槛”不设限，可以让所有感兴趣又愿意促进现代化发展的国家都可以加入进来。

李向阳：对，这些国家只要认同丝路精神，理论上都可以加入进来。但是随着合作的深化，我们说合作本身对规则、对标准的需求也越来越高。所以，发展导向并不是不要规则，而是根据合作的需要来制定规则。

中国网：共建“一带一路”其实是提倡共同发展，说到共同发展就必然关系到全球治理的问题。近些年来逆全球化的势头很猛，以联合国世贸组织为中心的这些全球经济政治治理体系暴露出很多问题，您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治理带来哪些新的内容？

李向阳：目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整体上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确立起来的，这样的一种体系在实践中一方面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它的问题也越来越显现出来。比如它存在着发展的赤字、和平的赤字、信任的赤字、治理的赤字，这四大赤字被认为是当今全球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如何来破解或者是来解决这个赤字，一直是国际社会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关心的问题。而“一带一路”就是基于共商、共建、共享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则，实际上为破解或解决上述这种全球治理的赤字提供了一种新的出路。比如说，“一带一路”说的共商，共商就不是某一个大国或者霸主来确定规则，而是大家共同制定规则，大家是平等的。这就与现行全球治理过程中由少数国家确定规则（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同时，我们说“一带一路”就是发展导向的，对于克服现行全球治理的发展赤字也有很大的（作用）。再比如“一带一路”很重要的一项，在“五通”里面有一个民心相通，它就反映出，实际上它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所以对于缓解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信任赤字也有积极的作用。

中国网：“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到推行以来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误解和曲解，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强力抹黑。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两种言论，一个是“债务陷阱”，一个是“经济掠夺论”。您怎么看待这两种质疑的声音？

李向阳：我们先说“债务陷阱论”，“债务陷阱论”在最近几年内甚嚣尘上，在西方的一些媒体里面非常流行，成为抹黑“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的口实。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债务陷阱论”呢？客观上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全球存在一个全球加息的利息波动的周期。在过去，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于全球经济的低速增长，主要发达国家都开始不断地降息，在疫情爆发之前甚至很多国家都降到了零利率，这就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融资提供了条件。但是，最近一年多的时间里，由于通货膨胀风险加大，西方发达国家的央行在不断地加息，在过去一个月里，从零利率已经加到5%甚至更高的水平。所以，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当初低利率借到的钱，等到它还债的时候就面临着高利率。这实际上是个全球性的债务风险，实际上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现象，这种债务风险通常都伴随着发达国家加息。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全球经济本身因为新冠疫情正在进入一个低速增长，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偿债的能力构成了很大的制约。

第三个原因就是“一带一路”本身的一些特征。我们知道在过去10年里面，“一带一路”一个主要的领域就是基础设施领域，刚才我们提到基础设施（建设）就是投资规模大、见效慢。这中间它的很多项目，它真正要回收的收益能够还本付息可能要10年甚至20年的时间，在这之前它可能对当地的这种贸易、投资、经济增长、就业、税收并不明显，它是长期才能见收益的，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客观上也会出现这种财政压力。所以，它是一个客观的、由外部跟它自身的一些客观原因造成的，不能归结为中国试图通过“一带一路”来设置债务陷阱，这是对中国刻意的或者有意的抹黑或者污名化。

对于第二个，“经济掠夺论”或者也有人把“一带一路”诬蔑为中国在推行“新殖民主义”，这同样是基于一种污名化的心态。因为无论从实践来看还是从理论层面来看，“一带一路”都是来解决全球面临的发展问题，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这些发展问题在原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下并没有得到解决，也就是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并没有能解决这些国家的发展问题。中国现在推出“一带一路”，试图从基础设施入手，把中国减贫的经验推广到国际社会，显然这是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以及最不发达国家经济摆脱贫困的，所以，这跟“经济掠夺论”是根本不搭界的。

中国网：可以说过去的10年中中国用一些具体的实践来反驳了这两种抹黑的言论。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做了主旨演讲，他在主旨演讲中提到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对这八项行动你是怎么看的？

李向阳：在习近平总书记这次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我们看到他谈到“一带一路”的三个基本指导原则：第一是共商、共建、共享；第二是叫开放、绿色、廉洁；第三是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正是从这三个基本原则出发，推出了未来高质量发展的八个领域的具体行动。这八个领域包括：第一是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第二是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第三是开展务实合作；第四是促进绿色发展；第五是推动科技创新；第六是支持民间交往；第七是建设廉洁之路；第八是完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左）接受《中国访谈》主持人专访。

从这里面看，实际上这八个领域是对上述三个指导原则的一个具体的体现。比如说，为了实现可持续，需要保证它能够在绿色、廉洁方面做到成为“绿色之路”、“廉洁之路”。实际上在2021年的时候，中国政府为落实这种理念已经做出了实际行动，当时中国政府宣布未来将不在海外建设煤发电项目，这实际上体现的就是绿色丝绸之路。再比如刚才提到的，在这八项行动里面，要推进机制化建设，它本身也体现了“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方向。也就是说，随着合作的深化，未来“一带一路”需要来适应合作的需要，来制定相应的规则和秩序。所以，这八项行动可以说是在未来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方面的一个具体举措。

中国网：过去的10年，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展望未来，您认为“一带一路”将会有怎样一个新的动向？对于未来您有怎样的展望？

李向阳：首先，我认为“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广受欢迎的国际合作平台，这一定位将会进一步得到正视。因为实践已经证明，“一带一路”的做法是符合全球经济这种发展方向的，尤其是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乃至社会发展需要的。比如说，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过去10年里面，它们的基础设施改善已经为它们的经济增长、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一个初步基础；一些内陆国因为“一带一路”的这种互联互通，开始能够参与到国际经济合作之中。像中老铁路，老挝本身是一个内陆国，但是因为中老铁路，从而跟世界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二，“一带一路”的很多做法客观上也推动了、发挥了一种“鲶鱼效应”。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在过去几年，西方发达国家基于一种对冲“一带一路”的考虑，推出了一系列这种所谓的像“D3W”，以及前不久今年9月份刚刚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推出的印度、中东、欧洲的经济走廊，包括欧盟在几年前推出的“全球门户计划”等，都是一种对应的基础设施（建设方案），尽管他们的动机是对“一带一路”的对冲，但是客观上使得全球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投资来源、投资动力加大了，这是有利于全球经济尤其是有利于缓解基础设施领域存在的所谓市场失灵跟投资不足问题。

第三，“一带一路”与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之间将会形成一个互补的关系。我们刚才提到全球治理存在着四大赤字，“一带一路”很多做法对于缓解或者是解决这四大赤字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同时我们说，它并不是对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一个取代，它们在很多方面是相互补充的。所以，未来“一带一路”将会和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全球共同的繁荣和发展。

未来，“一带一路”的推进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一方面它面临着来自西方国家的这种对冲和遏制，另一方面全球经济的这种发展趋势也给它带来了新的挑战。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全球加息这种周期，到目前为止全球加息并没有停止，这对于许多“一带一路”的共建国来说对它们的偿债以及下一步的可持续增长都会带来很大的压力。总之，无论在制度层面还是在现实的层面，“一带一路”都面临着新的挑战。但是由于“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种发展导向，它符合全球经济尤其是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这种共同的诉求。所以，我们说机遇是大于挑战的，那么“一带一路”建设的这种发展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中国网：感谢李院长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解读，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