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中国华融发布公告：将于12月15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表决变更公司名称议案。据此前公布的方案，中国华融（China Huarong）基于“整体战略规划及定位”，“提升品牌影响力”等因素，拟更名为中信金融资产（CITIC Financial AMC）。

中国华融试图与过去的自己完全划清界线。原有司徽亦摒弃不用，更名后将挂上现任大股东中信集团的标志。

毕竟，“中国华融”四个字背负的，是前总裁赖小民的深深烙印。

家中搜出3吨现金，累计收受17.88亿元财物，为“建国以来腐败案件之最”，这是赖小民案的几个标签。财经杂志还曾引述关于赖小民“三个100”的说法：100多套房，100多个关系人，100多个情人。

2018年4月17日，赖小民被通知前往与中国华融总部一街之隔的（原）银保监会“开会”，被有关部门当场带走。该月底发布的，也是赖小民亲自审议通过的财报显示，截至2017年年底，中国华融资产规模达到1.87万亿元，位列AMC行业首位。

这成为2018年3月国家监委成立之后正式办理的第一个金融大案。10月15日，赖小民被双开，他当场说：“怎么处分（我）都不为过。”

2021年1月5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贪污、重婚罪判处赖小民死刑。赖小民不服。后续节奏加快，21日二审驳回上诉，29日时年59岁的赖小民被执行死刑，成为十八大之后首个因贪腐被执行死刑的国家高级工作人员。

第二天，2021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措辞严肃：“通过一次明刑正法的死刑执行，赖小民案彰显正风反腐决心。”

在此前，中国华融乃至整个AMC行业，其实并没有太多被行业之外所熟悉。赖小民案之后，中国华融开启了大刀阔斧的牌照出清，随着这次更名，在中国AMC“江湖”纵横20多年的中国华融最终成为历史。

当然在奔腾的时代汪洋面前，这只是一朵小浪花。

谁是AMC？从万亿级“国家杠杠”起步

中国华融到中信金融资产的更名，有一点值得关注——新的英文名称CITIC Financial AMC，相较于之前的China Huarong，特别强调了“AMC”的身份。

AMC是英文Asset Management Company（资产管理公司）的简称。但要知道什么是AMC，不能仅看名字，必须了解中国金融业、银行业的历史。

从1978年到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分立开始，中国银行业在逐步走出原有的行政体制、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无法回收或者难以回收的不良贷款。

到1998年、1999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已经高达33%和41%。同时，在世纪之交这几年，新的风险因素开始叠加：

国际上，东南亚金融风暴的警示，让当时国内相对脆弱的金融体系的风险进一步暴露，中国申请加入WTO谈判正在艰难进行之中，各项特别是金融开放的承诺也在议程之中；国内，98洪灾、国企改制、下岗潮、住房改革、通货紧缩……都让解决高额不良贷款，构建更加“健康”、真正“商业化”的银行体系迫在眉睫。

一场“国家级的债务重组”拉开帷幕。

逻辑非常简单：如果贷款无法收回，那么把这些“不良资产”从银行手里买下来，银行不就能甩掉历史包袱，轻装上阵，迈向21世纪了吗？

谁来买？

在1999年3月的两会，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建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负责处理银行原有的不良信贷资产，对银行新增贷款质量实行严格的责任制”。

AMC（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由此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1999年，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四家AMC相继成立。四大AMC分别一对一、原价接手建行3730亿元、工行4077亿元、农行3458亿元、中行2674亿元不良贷款。此举一次性降低了四大行近1.4万亿的不良贷款，不良率整体降低了近10%。

钱从哪来？

财政部作为唯一股东，向四大AMC分别注资100亿元，同时中央财政担保四大AMC在央行获得6041亿元贷款；四大AMC同步向四大行和国开行发债8110亿元，以此“凑足”购买不良贷款的资金。

这是个万亿级的“国家杠杠”：四大行的不良资产从账面上消失，转化为四大AMC的债务。2002年3月，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宣布，到2001年底为止，中国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降到25.37%。

每日经济新闻曾经采访东方资产原总裁梅兴保，他回忆：由于最早四大AMC的员工都来自对应的银行，“快接收、快处置、处置完后回银行”成为当时普遍的想法。

2004年1月29日，华融资产郑州办事处与工商银行同用一栋办公楼，从此也可见二者的渊源。

但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四大AMC要处理这些银行也束手无策的陈年旧账并非易事，何况这些不良资产很多来自计划经济转型市场经济时期，不仅有大量政企不分时代的历史贷款，而且部分国有企业早已负债累累，甚至在改革中消失。

以中国华融为例，从成立到2005年9月，累计处置不良资产2238.0亿元，回收现金455.2亿元，回收率仅20.34%——这还没有计算回收成本。实际上，到这个阶段，四大AMC普遍处于严重亏损的状态，而且还要偿还央行、四大行的贷款授信。

东方资产原总裁梅兴保在前述采访中也谈及了当时一些情况：由于四大行在股份制改造后人事制度发生变化，四大AMC的员工“回”到银行变得困难。同时，四大行最后一次福利分房在即，人心浮动。

2005年梅兴保出任东方资产总裁，谈到当时的管理思路：“公司的经营要搞上去，效益要上去。没有效益，其他无从谈起。”

更何况，按照最初的规划，四大AMC只存续十年——用十年时间，消化万亿债务。十年之后，怎么办？

AMC何来巨大能量？手握众多金融牌照的“金主”

十年之后，赖小民出场了。

赖小民此前一直在金融监管部门工作，一路顺风顺水。他17岁考入江西财经学院，21岁大学毕业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在“干部年轻化”的大潮下，24岁成为副处长，32岁成为处长，35岁就成为中国人民银行信贷管理司副司长，步入“高级干部”行列。

2003年4月，（原）银监会组建，赖小民也参与其中，随后出任第一任北京银监局局长、党委书记。

在走马上任华融资产总裁之前，他是（原）银监会办公厅主任、首席新闻发言人——赖小民口才非常好，经常公开脱稿演讲。即便是被宣布双规的当天，他在认罚的同时，还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2009年1月19日，赖小民出任华融资产总裁。

这一年，他已经47岁，长期从事监管工作的他，非常清楚AMC当时的困境——不良资产处置的任务已经完结，下一步该怎么走？

2011年，赖小民曾经接受凤凰网专访，他说得很直白：“第一，不良资产处置政策性业务没了，断奶了，何去何从，往哪儿走？陷入迷茫之中，困难之中。第二，经营压力非常大，盈利能力非常弱。”

赖小民说：要“以利润论英雄”。他还说：“我过去都在银监会、人民银行，几万块钱，十来万（工资）我都要拿的，现在到这里（华融资产），企业呢，收入方面比过去好多了，高多了，所以我说我很满足了。”

但他并没有真的满足，华融资产和赖小民自己，也由此走上了不归路。

位于北京金融街核心位置的中国华融总部，这里距离（原）银监会一街之隔。

四大AMC在金融市场上的巨大能量，来自央企的信用背书，来自其能够跨越经济周期的巨大体量（很多民营企业就倒在经济周期上），来自“便宜”的资金成本（无论是银行授信还是自行发债），来自上一轮金融行业整体的“狂飙突进”。

但最基础的能量，来自牌照。

2005年前后，财政部开始逐步允许四大AMC进行商业化探索——但商业化业务要自负盈亏。无论是考虑到“为国化债”的需要，还是公司生存，叠加当时的金融监管环境和处置不良金融机构的“便利”，四大AMC开始掌握不良资产处置之外的金融牌照。

例如2023年刚在上交所主板上市的信达证券，成立于2007年。牌照和起步团队，就来自2004年信达资产托管出险券商汉唐证券和辽宁证券。华融证券同样成立于2007年，前身是华融资产托管的“德隆系”问题券商德恒证券、恒信证券。

掌握更多的金融牌照，就能参与更多的金融业务。赖小民接任总裁时，华融资产已经拥有华融证券、华融信托、华融金融租赁牌照。

赖小民上任后，无疑又加速了这一进程：

2009年，重组珠海市横琴信东房产实业开发公司，设立地产公司华融置业。2010年，重组湖南株洲、湘潭、衡阳、岳阳市商业银行和邵阳市信用社，成立华融湘江银行；同年，完成对海南星海期货经纪有限公司的重组，并设立华融期货；与重庆地方融资平台合资设立私募基金公司华融渝富。

2011年，华融资产开始启动股份制改革。

第二年“中国华融”正式挂牌成立，这代表着角色的转变——从政策性金融机构，正式成为市场化金融主体。2013年，华融国际在香港成立，成为中国华融境外发债募资、投资的主体。华融国际先后在2015年、2016年买下两只港股壳股，更名为华融金控、华融投资，前者持有香港金融1、4、6、9号牌照，后者主要从事股权投资。

到2015年在港交所上市时，中国华融也不再只依靠“辛苦”的不良资产处置，成长为手握众多金融牌照的巨大“影子银行”。

本质上，中国华融这时候已经成为金融市场上最有分量的角色：“金主”——这也是众人磨破赖小民门槛的原因所在，当然，他们不能空手而来。

正如赖小民后来忏悔：“金融行业天天跟钱打交道，而且接触的老板都是动不动几个亿、几十个亿、上百亿的，给你点钱对他来说小菜一碟，自己来说，觉得我支持他这么大，都是帮他发展起来了，我自己也是觉得很正常的了。”

拿人钱财，与人资金，用华融国际原董事长汪平华（亦被查）的话说，都是“老赖一支笔”说了算。这时候风控就不那么重要了。

2021年4月1日，中国华融在港交所发布公告，因不能按时提交2020年报而停牌。当年8月18日，中国华融发布“盈利警告”。8月29日，2020年报姗姗来迟，中国华融在2020年确认资产减值损失1077.55亿元，集团净亏损1062.74亿元，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亏损1029.03亿元。

如果做个简单计算，中国华融2020年每天亏掉2.8亿人民币。

更让外界震惊的是：前一年，也就是2019年财报，中国华融的净利润还是14.24亿人民币。就在这份惊天巨亏的2020年财报发布后几天，2021年8月31日，中国华融按时发布2021年半年报，利润竟有16.24亿人民币。

财务上，中国华融把巨亏全部放在了2020年。

这也意味着，随着2021年初赖小民的伏法，中国华融在2020年财报中一次性“计提”了赖小民留下的“窟窿”——对于赖小民的接任者而言，这样的“快刀斩乱麻”是无奈之举，也是“最优”选择。

对此，中国华融在财报中直言：“2020年因大量确认减值形成严重亏损，这是赖小民时期累积存量风险的集中体现，也是公司发展史上永远要汲取的惨痛教训。”

实际上，赖小民被查以来，对中国华融，乃至四大AMC“回归本源，聚焦主业”已经是核心的监管思路。

只是对于中国华融而言，由于千亿巨亏，改造得要更彻底一些：

一方面是引入中信集团这个大股东。

2022年1月4日，中国华融复牌，同时公告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增资420亿元人民币。虽然金额不及之前一次性计提的亏损一半，但新股东名单却非常亮眼：中信集团、中保融信私募基金有限公司（国寿、平安人寿为一、二大股东）、中国信达、工银投资。此时，中国华融的大股东依然是财政部。

同年3月，财政部启动用其持有的中国华融3%的股份，向中信集团增资。当月，中信系人马入主华融，中信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刘正均出任中国华融党委书记，董事长；中信集团财务部副总经理朱文辉出任党委委员、副总裁、财务总监。

而赖小民被查后出任中国华融“看守内阁”一把手的王占峰，调任中国东方党委书记、董事长。

2023年年初，财政部3%的股权转让过户登记完成，中信集团对中国华融持股比例升至26.46%，正式成为第一大股东。

今天，打开中国华融官网，在领导团队十人名单中，来自中信集团的就有五人，而真正经历过赖小民时代的华融系高管，只有总裁助理高敢一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华融更名中信金融资产顺理成章。

另一方面是出清牌照。

2023年11月15日，中国华融在港交所公告了阶段性的“成果”：中国华融挂牌转让旗下实控的8张牌照。截至公告日，已售出华融中关村不良资产交易中心、华融消费金融、华融证券、华融湘江银行、华融信托5家牌照公司。

中国华融出售牌照公司情况。来源：棱镜

回归主业是硬性要求，回笼资金也确实能缓解一时之需。而且对于改头换面的“中信金融资产”，背靠中信集团这个全牌照的金融航母，这些牌照也确实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了。或者说，中信集团自此补足了一张全国AMC牌照。

不良资产业务本就是一门逆周期的生意，摆在未来中信金融资产面前的是本轮房产下行周期带来一轮新“机遇”：

11月21日，融创中国发布公告，中国华融将向融创的上海亚龙项目提供34.8亿元借款。“保交楼”也有钱可赚。